文|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 李艳艳
编辑|张晓迪
头图来源|受访者
当创投圈的人还在为错过DeepSeek的投资盛宴而叹息时,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李浩却觉得,错过这样的“颠覆式创新”是大概率事件。结论源自他和业内外很多人的认知碰撞。“排除DeepSeek自身对资金的考虑,还有一个核心问题: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,中国能做出原始创新的东西。”
选择“相信”的中科创星瞄准“硬科技”,迄今累计投资企业超500家,目前管理基金总规模超120亿元。2024年,围绕光电芯片、新能源新材料、生物医药等80余个项目的“出手”,让这家早期投资机构收获“年度最忙VC”称号。同年,该机构还获得超30亿元的募资,成为国家级母基金“宠儿”。
中科创星的发展与布局轨迹,是过去10年中国本土创投机构的生存缩影。以李浩为代表的投资者,推动了“硬科技”从一个小众的非共识概念,走到更广泛的商业乃至社会价值层面。而这10年,互联网、O2O、P2P、比特币等投资热点不断翻涌, 中科创星克制住了“赚快钱”的诱惑和冲动。
李浩说,中科创星存在的意义在于,它开辟了一个不同的模式。“原来在GP行业,大家都靠投Pre-IPO赚钱,投移动互联网赚钱,不太相信投科学家创业或者研究成果转化能赚钱。”李浩说,现在有很多机构都认同或参考中科创星的做法,这也是一种贡献和初心的体现。
11年前,中科创星诞生时,科创板还未出现。彼时,很多投资人质疑李浩怎么解决“退出”问题,这也是投资闭环中的致命一步。他坦言,自己也不知道。但他相信,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,就是将科研技术真正转化成生产力,通过支持项目早期投资和赋能,实现多方共赢。
依托于中国科学院这座“富矿”,他还有一个畅想:通过支持中国科技成果转化,找到20年前的华为、中国的特斯拉和英伟达。当然,这只是一个便于理解的比喻。回到实践路径上, “我们要给那些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投资,给他们资金、资源等各种要素和力量,让他们慢慢成长”。
成绩单带来的荣光转瞬而过,李浩更关心的是,如何构建硬科技创业的雨林生态,并推动中科创星深度参与其中,影响各方。他在内部将公司比作“拖拉机”。募投管退的业务层面早已跑通,车身还在前进,但从轮胎到发动机,都和所谓的“奔驰车”有较大差距,“我们能做的是边开车边修车”。
“创业的魅力就是探索未知。”李浩说。他不热衷于回味过往,谈起一些时刻,总说自己“忘了”。起初还会反思“我为什么会忘”,后来他释然了,“我可能99%的心都在想未来,想未来10年的市场变化,想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从创新发展的需求来说,我们现在要提升的地方还特别特别多。”
作为投资行业老兵,李浩怎样看待中国硬科技投资十年的变与不变?本土创投机构面临的生存挑战和机遇是什么?中科创星的发展又能给行业提供哪些镜鉴?如何看待科学家创业?近期,在中科创星位于北京海淀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的办公室里,李浩接受了《中国企业家》的独家专访。
以下为独家专访实录(有删减):
《中国企业家》: 你扎根硬科技投资领域超过10年。最近10年间,这个领域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?
李浩: 最大的变化就是科创板的推出。
我们最早出来做中科创星时,还没有科创板。很多投资人也问我,做硬科技投资、科技成果转化,最终的退出渠道到底是什么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,但我的想法特别简单,就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。很多事都是这样,因为正确,路越走越宽。
什么叫正确的事?我的定义是, 这个事有正外部性作用,简单说就是对社会、对产业、对整个生态有利。 这些年,政策环境都发生了一些变化,客观上我们都是受益者。
来源:视觉中国
说到中科创星,我想从公司成立的初心说起。长期以来,国家为了打破国外垄断或填补国内空白,发展高科技。比如,通过实施“863”等计划,投入大量科研资金,实现了一系列高精尖技术的突破,但是很多技术并没有转化成产品,没有真正转化成生产力。
科研技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和工厂里落地是两码事,科研工作者往往只能做到第一步。
所以,我们就想把技术成果的作用发挥出来,或者至少不浪费。而且,我们也看到市场上有很多需求。这样,我们既能完成科技成果转化,解决落地问题,又能满足行业需求,同时也为国家创造了税收,补充了行业的完整性。所以,中科创星做的这个事,结果是多赢的。
正确的事就是你能实现多赢,或者你能帮助别人赢。用中国话说,就叫符合“道”。
这就是我们的选择。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后来会有科创板,甚至连企业的下轮融资也不多,为什么?因为这是一个小众的选择,是一个独特的选择,或者是一个非共识选择。过去10年,有很多投资热点出现,比如互联网、O2O,甚至P2P、比特币,而它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确实是很赚钱的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能在热潮中克制自己,抵御诱惑,或许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李浩: 什么叫诱惑,取决于你怎么定义。如果你认为,挣钱是你唯一或者重要的价值衡量标准时,个人获取财富确实是种诱惑。大家也看到,过去有不少机构挣得多、挣得快,而那时候因为我们挣钱少,可能在个人待遇等各方面都和那些机构有差距,为什么我们还能坚持?
重要的还是成立这个机构的初心,就是不让科技成果白白浪费。就像去饭馆吃饭,你看见隔壁点了一桌子菜,一口没吃就走了,也没花你的钱,但你也觉得,不能浪费。投资就是我实现初心的一个工具和方法,或者就是一个商业模式。挣那么多钱,对我的诱惑不大,我的感觉也不强烈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为什么“硬科技投资”这件在你看来属于非共识的事,近些年的路却越来越宽?
李浩: 变成共识,更多是由于政策面的变化。有了科创板,赚钱效应有了,大家愿意在这个方向投入的资源也就多了。商业就是这样,客观上对我们也是利好。
因为在大家还没看到商业闭环之前,我们就愿意做这个事,承担了比他们更大的风险,所以也有可能获得比他们更好的收益。因果公平,我们相信以后能闭环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过去10年,哪些关键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你的决策?
李浩: 首先,国家重视,把硬科技放在很高的地位;第二,科创板的推出;第三,北京、上海和深圳等全国各地都推出了以科创为主题的母基金,你会发现环境真的越变越好,很多过去我认为不太可能的事,都变成了现实。
举个例子,我们刚投硬科技企业时,因为研发很烧钱,他们那时候能从银行贷来的钱很少。如果能贷200万(元),利息6%、7%、8%都是正常的。而那时候,银行觉得硬科技企业比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大多了。而现在我们有很多被投企业能拿到利息低至2%的贷款。放在10年前,这难以置信。
另一方面是金额,我们有的初创企业,能从银行拿到2个亿的纯信用贷款。还有年限,我听说有企业能拿到25年的超长期研发贷。从政策层面来看,现在的中国可能是全世界科技创业环境最好的国家。越来越多的资金资源被吸引进来,大家都进入了这个行业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过去10年,你感觉行业最大的不变是什么?
李浩: 不变的还是要回到硬科技投资的本质。要投真正能提高生产力、能解决行业效率、能提升行业竞争力的技术,要做真正有用的、能解决问题的好企业和好产品。硬科技投资需要更有耐心、更有理解力和判断力的投资人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过去10年,硬科技投资的布局侧重点有何差异?
李浩: 创新分两种。一种叫渐进式创新或改进式创新,它往往改善了某个环节,提高了效率。还有一种叫颠覆式创新,比如量子计算这种,能改变规则,是对范式的转变。
10年前,大多数机构只敢投渐进式创新,因为相对风险没那么大,需要的钱也少,回报周期更短,经济效益更容易衡量。那时候,硬科技领域的钱整体比较少。当你要做特别大的投资时,很容易让自己死在沙滩上,因为你投完了发现,后面没人投。
但这也不能证明你投错了,只能证明环境不支持,但现在变了。
10年来,认同硬科技的机构和资金越来越多。大家投了很多颠覆式创新项目,这些项目更有想象力,需要的资金体量更大,风险和收益也都更大,大模型就是一个典型的颠覆式创新案例。相比过去,中国现阶段的颠覆式创新项目得到的支持要好很多,但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
尤其是资金总量和效率,比如咱们现在需要几十亿元人民币的项目,有可能在市场上找得到钱,但需要几百亿的项目就很难找到钱。对比中美一二级市场,大家的天花板也是不一样的。虽然和美国相比有差距,但回头来看,咱们用10年迈过了这道坎,速度也很快,未来差距一定会进一步缩小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像今年以来备受追捧的DeepSeek,很多大厂或者知名投资人都觉得自己错过了。
李浩:在我看来,错过颠覆式创新就是投资中的大概率事件。 排除DeepSeek自身对资金的考虑,有一个核心问题是: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相信我们中国能做出原始创新的东西,这是深层次的原因。我们和很多人交流,最后发现大家底层的差异就是,相不相信中国能比美国做得好。
中科创星因为长期扎根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,对技术还是比较了解的,所以在颠覆式创新领域投资布局还比较多,我们相信硬科技改变世界,也期待有更多机构能加大对颠覆式创新项目的投资,合力打造能涌现颠覆式创新的生态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DeepSeek特别火,你想去杭州见见他们吗?
李浩: 不管是DeepSeek、悟空游戏、《哪吒》电影还是很多现象爆火的背后,都在表达一个观点:一个人坚持做他认为对的事,努力干下去,就有可能取得成功。大家更多肯定的是这样的精神文化。我们干投资到现在,投了500多家科技企业,很多投资项目都有这样的精神体现。
我们投的很多科学院和高校项目,在某个技术方向上,往往都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。比如我们投的本源量子,就是郭国平老师从郭光灿老师手里接棒过来继续研究的。包括我们投的清华大学的瑞莱智慧,也是三代师生持续努力的结果。
我在一线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80后、90后的年轻人,只是他们的积累和努力还未被大众看到。这些都是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力量,未来也一定会被更多人看到的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回到中科创星发展的这10年,公司有没有一些关键节点让你印象深刻?
李浩: 我都忘了有哪些变化了。我有时候也在研究我自己,我为什么会忘了?我认为,一个企业负责人得学会往前看,你可能每天思考的是,明年怎么办、后年怎么办、未来怎么办。如果总回味过去承受的痛苦,总是生活在过去的一些懊恼中,可能不太容易干好工作,或者容易得抑郁症。
我没有别的意思,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,不能生活在过去。我们要乐观地往前走,乐观者不一定成功,但是成功的多数是乐观者。我可能99%的心都在想未来,想未来10年的市场变化,想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从创新发展层面来说,我们现在要提升的地方还特别特别多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可否聊聊你关于未来的一次畅想?
李浩: 我们认为中国硬科技要想成功,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就是硬科技创业雨林生态的建立。
从世界500强的数量上来说,中国已经和美国差不多了,但在质量上和美国还有较大差距,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,既有盈利差距,也有市值差距。还有一个关键,就是美国的大多数世界500强都是和科技有关的,谷歌、英伟达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苹果、特斯拉等等,都是这样的企业。
而来自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,大多数还是银行或者资源型企业。我们做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这个事情,是希望找到20年前的华为,或者中国的特斯拉和英伟达。我们要找到中国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人,给他们资金、资源等各种要素和力量,让他们慢慢成长。
来源:AI生成
硬科技有两个本质要求,一要有长期实践积累,另一个是要有大量资金、人员等资源投入。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技的“国家队”,有100多家研究所,每年投入大量科研经费。我们会认为,中国未来的科技500强,可能很多都会来自中国各个科研院所的技术,所以我们紧紧围绕高校、院所来布局。
我们现在跟中国科学院超过40家研究所都有合作项目,希望未来能全覆盖到100多家。理想情况是,未来中国科技500强里,有100家甚至200家的早期技术都来自中国科学院,他们在早期时都能得到我们的支持。如果未来有50家是中科创星在早期支持过的,那我们创建投资机构的初心就达成了。
这是我对未来最大的畅想。我希望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,同时能影响生态相关方,通过动员或者帮助,让更多的机构、更多的钱、更多的要素资源都参与到这事上去。我们既希望自己做,也希望更多的人做。我们出了几本硬科技的书,传播我们的思想和方法论,就是这个目的。
相比我们自己,我更关心这个生态和更多的人成功。只要生态好了,你想不成功也难,谁也绕不开你,而且我们享受到了这个过程带来的好处。我越来越觉得多赢、共赢才是长赢。没有生态,你什么也做不了。我们诞生在生态发展的初期,整个行业和发展要素还不健全,你必须要这样做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哪些因素会推动中科创星在生态中的位置?
李浩: 我在公司内部说,中科创星现在更像拖拉机,为什么?作为机构,我们相当于把募投管退跑通了,业务运转起来了,取得了一部分收益,并且车身还在前进。但是从轮胎到发动机,都和一辆好车有较大的差距,各个环节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我们能做的是边开车边修车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怎么来保证行驶安全?你如何定义公司现在成长的阶段?
李浩: 探索未知就是创业的魅力。我们原来常说三个词,第一个词,硬科技,中科创星和这个词是紧紧绑在一块的,第二个词,早期投资,我们干的是早期阶段,第三个词,生态利益第一。我们越来越觉得成功首先是生态的成功,只有生态的成功才有个人的成功。
我们相信做好这三个词的事儿,就能保证行驶安全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近两年很多创投机构放慢了投资节奏。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行业竞争背景下,本土创投机构面临的最大生存挑战是什么?
李浩:一级市场的创投逻辑发生了变化。
原来大家挣的都是什么钱?第一,挣Pre-IPO的钱,从一级市场找项目,等它上市,赚一二级市场的利差。 第二,投很多互联网类型的项目,企业到美国上市,机构挣的是中美之间打通的钱。 在互联网时代,赚的就是“快鱼吃慢鱼”的钱,或者是烧钱带来规模效益后垄断的钱。
现在只有像DeepSeek这样的项目,或者干苦活累活,在一条正确道路坚持的硬科技项目才能赚到钱,本土投资机构需要转变观念,很多人都要重新适应,甚至面临重新排队或重组的问题。
除了创投的内部环境变化,实际上还叠加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宏观上的变化,双重因素叠加之下,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见解,甚至有悲观情绪。但我会觉得,抱怨冬天没有太多意义,更多的是,你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春天干点什么。
世间万般都要符合规律,冬天过去就是春天,秋天过去就是冬天,冬天的时候你要猫在屋里防寒,还要提前做好储存,春天的时候就是万物复苏、开枝散叶的季节。企业也是一样的,处在冬天就要做冬天该做的事,春天才会有一个好的发展。
冬天都坚持每天跑步的人,春天的马拉松成绩一定会提一大截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中科创星有没有一些方法论?
李浩: 简单说,在冬天项目估值低的时候多储存项目,一些好项目融不到钱的时候帮帮他们。中科创星能长成今天这个样子,还是充满了幸运,而且这个成果不可复制。可能很难再复制出来一个中科创星,哪怕现在我和米磊离开中科创星重新创业,可能也做不出来,它的成功充满了时代性。
如果非要说我们有什么不一样,我们开辟了一个不一样的模式,原来在GP行业,大家都靠投Pre-IPO赚钱,投移动互联网赚钱,不太相信投科学家创业或者研究所转化能赚钱,或者大家不认为这能变成一种模式,我们证明了这个模式的成功。
现在有很多机构都认同或借鉴我们的做法,这是我们对行业的贡献,也是我们的初心。我们希望有更多好的项目能拿到钱,希望改变生态环境。从争夺项目本身来看,相比过去,现在确实更激烈,我们看的很多项目,也有其他机构在抢投,但我还是觉得不够。
市面上还有很多好的项目,很多我们认为值得支持的项目,他们花在融资上的精力、时间还是太多了,这说明环境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
第二,一个早期阶段的硬科技投资人,不光要给钱,还要给企业投你的资源、投你的人脉、投你的善意、投你的耐心。现在符合这个标准的机构和投资人还是偏少的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很多机构生存压力较大,怎么留住人?
李浩 :人是最复杂的,留住人的核心就是价值观。我在公司讲,每个在中科创星工作的人,你都应该得到两份报酬,一份报酬是物质报酬,比如工资、奖金、分红、股权,和钱有关的是物质报酬。你还要得到精神报酬,或者叫工作成就感。
这种感觉就像医生在治愈病人后、老师看到学生成才后、农民看到麦浪泛黄后感受到的骄傲。在中科创星工作的人要找到这个东西。比如,你支持和孵化的项目,它早期很弱,你支持了它,它现在很好了,你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深深的自豪感、满足感和对自我工作意义的肯定。
如果在公司找不到精神报酬,就应该离开公司。因为只挣一份报酬,对你也不公平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你会给员工带来压力吗?在组织里,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
李浩: 我可能更关心的是,我做的事是不是对的。我反复在想,第一,我的思考是不是对公司未来10年有好处,是不是更接近第一性原理和本质。第二,我思考的这些东西、我做的这些东西,我敢不敢公开讲出来,我敢不敢顶着压力去做。
我无数次扪心自问,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,我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,我说这个话是为我的情绪更愉悦,还是为我私人更好,还是为了什么。就像稻盛和夫说的大道正义。 我公开在公司讲,你要获得第二种报酬,获得不到第二种报酬你就应该自行离开, 背后都是这种思考,我想得很清楚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相比5年前甚至10年前,新一代创业者里有没有一些你欣赏或吸引你的潜质?
李浩: 现在越来越多创业的年轻人,真的有基于金钱之上的追求。过去越早的创业者,初心跟钱越密切,现在越来越多创业者的初心跟理想的关系更密切。他们更愿意做颠覆式创新,更愿意做更长期的事,创业过程更自信、更快乐,而不是受制于压力。当然,现在的创业环境确实更友好。
来源:受访者
比如我们新投的项目临一云川,做高空风力发电。传统的陆地风力发电就是有风的时候发电,没风不发电,因为发电不稳定产生很多问题,比如对电网有冲击。但你又要便宜,又要稳定,又要环保,这是一个不可能三角。
这个创业者做的事,就是将一个几十米长的风筒,放到接近平流层的地方,那里离地球大概9公里,始终有风,风是24小时环绕地球的。发出来的电通过电线传输下来或者直接在上空使用。风机安在巨大的风筒中间,不停地转,实现了24小时发电。
他们核心团队都是20多岁的创业者,我们有很多交流,他们很年轻,非常大胆,他们做的事,业界从来没有人做过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经常接触很多大胆的不可想象的创新和这些年轻人,也让你的工作很幸福。
李浩: 当然,我很喜欢,也很享受。付出的背后也收获了很多快乐,因为我同时也在享受两种回报,正是因为我享受到了,我才理解这个过程,就像抢救病人,你可能要做3个小时甚至5个小时的手术,你也很累,你为什么还会坚持?一定不光是因为工资。
跟这些创业者相处时,我不太愿意以老师或者指挥别人创业的身份(自居),我更喜欢我是个副驾驶的角色,替你出主意,或者是以资源提供者的身份出现。我应该把我自己的位次和我自己的影响力放在人家之后。不能替人家作决定,不试图用我的想法去影响别人,这是很重要的边界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据你观察,什么样的创业者更容易成功?
李浩:首先,乐观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,第二个是热爱, 热爱你所从事的工作,热爱才有激情,才有坚持,才有成功的可能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你不给年轻人提建议吗?
李浩: 我觉得年轻人比我们强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我开玩笑跟你讲,我出来创业,做中科创星这样的投资机构,我的老父亲就理解不了,他就是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
这就是一代人和一代人的差距。别说给人家年轻人提建议,我给我女儿提建议,她也不爱理我。我觉得核心还是定位,如果我总爱给年轻人提建议,背后的假设还是我比年轻人强,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多,我可以指导你,你听我的话可以少犯错误。现在我不会这样下结论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大家对“科学家创业”所持的观点各不相同,他们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敏感,但对商业化结合、市场沟通层面可能就有所欠缺。你怎么看待科学家创业?
李浩: 科学家创业,优势很明显,劣势也很明显,特点特别鲜明,我不去评价好坏。
比如优点是科学家相对比较简单,更偏重于技术创造本身。缺点也很明显,像管理上、销售上、资源整合和应用上,比起那些连续创业者或者比起企业家,都有较大差距。首先,了解好他们的特点,适当发挥好就行。第二,如果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,也和阶段有关系。
我认为在我国科技创新的当前阶段,尤其是从0到1的创新过程中,科学家创业还是重要方式。科技成果转化的本质是知识、认知或者能力的转移和承接,现在我国的科技型创新企业还不够多。
科技成果转化的终极追求是什么?是科学家把专利或者知识产权卖给企业家,企业家用各种资源把技术转化为产品和商品。企业家干企业家的事,科学家干科学家的事,这是理想状态,现在我们离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距离。在此之前,从0到1的创新阶段,一个技术可能分两部分,一部分是专利,还有一部分在技术人员的大脑里。
因为一个产品的诞生是两个生产过程,第一次在大脑里形成,或者思路形成了,在纸面上形成了,第二在现实中形成,这个过程离不了科学家,科学家只把专利卖给你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但在企业进入下一阶段或者中后期阶段的时候,企业越来越大,可能需要更多有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人介入。
如果中国科技创新走到下一阶段,科技型企业占企业数量主流时,可能科技成果转化不一定是0到1,或者不一定是以科学家创业为主了。
中国创业故事讲了30多年,富起来的都是一些传统制造、外贸加工甚至房地产资源型的情况。上市公司里,靠科技做起来的公司数量占比不高。每个人都有路径依赖,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之前很多传统企业家不愿意给科技成果转化投钱。因为他觉得你讲这个事听不懂,或者看不见摸不着,他们更愿意投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
对科学家创业来说,资金、技术、市场里面,最重要的是有应用市场或场景的、有真正需求的技术。有了技术和市场就能吸引资金,但有了钱不一定有技术。只有当你具备好的技术,并且能有好的应用和未来商业潜质,一定能找到钱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有观点称,相比技术研发,中国创业者更擅长快速复制,或者快速落地。
李浩: 过去这样做更容易成功,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人,中国从1到10成功了。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。一开始组装,组装完了以后做关键零部件,之后做零部件的材料,一点一点往源头走。
我们的核心能力,第一,判断力,第二,赋能能力,简单说就是找人、找钱、找市场。我们行业,未来头部GP机构都不缺钱,钱没有竞争力。你必须帮助企业赋予钱之外的东西。我们和CVC(产业资本投资)也有一些不同,CVC受自身产业格局限制,自己革不了自己的命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你和米磊合伙创业,有没有相互影响?
李浩: 当初我和米磊一起住在(中国科学院)单位宿舍楼,很早就认识。米磊比我更乐观,更有理想。这两点都是我跟米磊学的,也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两个改变。整体来说,在我们公司,米磊负责仰望星空,我相对更负责脚踏实地。
《中国企业家》: 对于创业者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未知性,你有没有建议?
李浩: 最大的建议是,回到很具体的问题上。你到底想创什么样的业,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产品,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,能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价值,做得越具体、越微观、越实在、越回到产业格局本身、越回到创造价值第一性原理来越好。
第二,什么叫智慧?智慧就是你能把事情分成两类,自己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和自己通过努力也改变不了的,我们应该把所有精力放在我们通过努力能改变的事情上。所以,创业者要有懂得选择的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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